□河北中医研究院研究员 曹东义
英国李约瑟博士(1900～1995）是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，以撰著多卷本的《中国的科学与文明》（中文通常译作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，简称SCC）著称于世。长期以来，“李约瑟”在中国几乎成了“中国科技史”的代名词，而最近20余年来，求解“李约瑟难题”的热潮更有水涨船高之势。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，既见之于严肃的学术刊物，也频频出现在流行的大众读物上。而牵动李约瑟先生与中国之间情缘的始动因素，与中医知识有关。
中医学牵动李约瑟
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教授、潘吉星教授介绍说，李约瑟的一家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。他的父亲是一个英格兰医生，母亲是一个出生于北爱尔兰的画家，也会弹钢琴、作曲，都没有到过中国。他生活在人文气氛和科学气氛都非常浓厚的家庭里。
在李约瑟的青年时代，世界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，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29年西方的经济大萧条。
1931年李约瑟已经31岁，苏联科学家代表团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，团长是布哈林。在会上一个叫格森（Hessen）的苏联物理学家提交了一篇著名论文，是关于牛顿力学产生的社会背景的。这篇论文将科学、或者说一个学术传统的诞生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，给西方学术界带来一股马克思主义的震撼。这几件事对青年李约瑟有很大的影响。
李约瑟本人在剑桥大学念书，学的是化学，研究胚胎学，他是现代化学胚胎学的奠基人。在1937年左右，中国去了三个留学生，分别是鲁桂珍、沈诗章、王应睐这三个人。鲁桂珍跟随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在一个实验室工作，研究生物化学。
三位中国留学生的聪明才智使李约瑟意识到，人类无论肤色种族在科学面前都是平等的，并由此导致他对中华文明产生终生的认同。而在这三位年轻的中国人中有一位美丽、聪颖的女士，而她就是后来成为李约瑟亲密助手和晚年伴侣的鲁桂珍女士。
鲁桂珍出生于湖北省一个医学世家，与李时珍同乡，因此她对传统的中医很了解，她向李约瑟介绍了《本草纲目》的好多内容。他们谈到有关药的话题。
鲁桂珍在来英国之前，在北京协和医院，后来到上海的一个研究所研究脚气病。正好李约瑟的教师也是近代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也研究脚气病，还在1924年得了诺贝尔奖。
鲁桂珍告诉李约瑟，在几百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，中国人就已经知道脚气是维他命缺乏症。这使李约瑟很惊讶，原来在西方得诺贝尔奖的东西在中国汉朝的医书上就记载了。
鲁桂珍毕业后赴美参加一次学术会议，正在这时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。中英两国分别投入了反对日本、德国法西斯的战争，由于海上交通的中断，鲁桂珍和李约瑟不得不天各一方。在这期间他们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，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文明的共同兴趣与研究的愿望，使两颗伟大的心灵越走越近。而李约瑟前往中国这一文明古国进行探访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，不久战争的风云际会使李约瑟的愿望得以实现。
被派到中国
1942年，英国派遣驻中国的使节，李约瑟被派到中国来。他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担任科技参赞。他的任务是利用滇缅公路帮助中国将科技方面需要的一些仪器、图书，从印度运到缅甸，再从缅甸用汽车运到云南，再从云南运到四川。当时李约瑟已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，夫妻俩都是。他们希望鲁桂珍回国，鲁桂珍先从美国到了印度，然后想再从印度到中国。但是到印度以后鲁桂珍把护照丢了，拖了很长时间才辗转回来。
李约瑟代表英国政府在重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，这个单位负责科学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工作。比如在国外发表论文、提供科学仪器。除了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外，他们还援助了陕北，李约瑟想去延安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去成，就派马海德去了。把仪器包括显微镜等等都送往延安了。又了解了延安当地的一些科技活动，李约瑟把这些内容介绍到了西方。
李约瑟写了一本书叫《中国科学》，报道了抗日战争中中国的面貌，特别是介绍了中国科学研究的一些情况。当时李约瑟已经担任这种角色。后来他自学中文，由于他的工作关系认识了很多中国学者如郭沫若、竺可桢，还有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，这些人也都是对本学科历史有兴趣的。有些人送了他很多书，当时中国一些学术界的精英他大都见过。
他这个人身体很好，高大魁武，会骑马，在中国内地做了一些旅行。最远到过甘肃敦煌一带。在各地城乡他了解到有些传统技术，比如在农村看到很多水车，在乡下看到炼铁的。他搜集了好多资料，为他日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提供了基础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李约瑟曾八次来中国大陆访问。第一次访问是在1952年，因参加“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国际调查委员会”并担任秘书长，以后多年不能获得美国的签证。李约瑟同周恩来总理是好朋友，抗战期间他们就有接触，1964年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要把SCC全部译成中文出版。后来都是中国官方支持他来华，路费什么的都提供给他。周总理下令，李约瑟到中国来想看什么都可以，后来总理去世以后，中央政治局继续执行总理这个指示。包括军事方面，文革期间最机密的，李约瑟想看什么都可以看。
李约瑟的SCC第五卷中的一个分册，是关于火药的，副题就叫《火药的史诗》。这是献给周恩来总理的，上面写着：“纪念已故的周恩来，1898—1976，1927年南昌起义的领导者，1949－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，本计划矢志不渝的鼓舞者，本册题献给他。”李约瑟的SCC计划有这样一个传统，就是每一卷册都要题献给一个或几个人，比如说第一卷他就题献给南京药商鲁仕国，此人其实是他未来的老丈人。第二卷是献给剑桥的三位学者，他们对他学术生涯中的兴趣转变有所影响，其中的一位汉学家还指导过他学习中文。有一册涉及物理的，是献给钱三强先生的。
整个SCC计划一共七卷，出齐了大约是34—35个分册。
“李约瑟难题”震动全球
1964年李约瑟写的一篇文章《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》，他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：“大约在1938年，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、客观的、权威性的专著，以论述中国文化的科学史、科学思想史、技术史及医学史。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：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，而未在中国（或印度）文明中成长？”
1976年，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·博尔丁称之为“李约瑟难题”。当然，早在李约瑟之前，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，但是没有他的影响大。
据一项初步统计，从1980年以来，国内关于“李约瑟难题”的讨论已发表论文不下260余篇，出版著作达30余种。参与讨论者，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，也有科技界、经济界、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。几乎可以说，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的人，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。
“李约瑟难题”或称“李约瑟问题”（Needham Problem, 或Needham Question）、“李约瑟之谜”（Needham Puzzle）、“李约瑟命题”（Needham Thesis）等等，所有这些名目都译自于英文。其一般表述是：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，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，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？或者，为什么近代科学,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，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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